隋唐宋时期,是传统工笔重彩艺术的鼎盛时期,此为当代工笔画发展的重要文化传统的经典资源。由于诸多原因,工笔重彩被曾经一度未列主流,逐渐走入低谷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本土工笔重彩逐渐呈现复兴之势,尤其进入新千年之后,在各级美协、艺术院校的重视之下,在经济繁荣的背景、学术研究的推动的过程中,工笔重彩在实践领域得以迅猛发展,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与外延,形成了良好的艺术创作的文化生态,改观了以水墨画独领风骚的格局。
中国画创作若不从传统吸取文化内涵,必然显得单薄乏力;而传统的创作材料和形式如果不介入当代意识,寻求当代转型的探索力量,就只能长久地限于过往,而无法真正突破前行。作品《三星伴月》比较完美地把传统继承与当下创造结合起来,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一个“对话”的中介。在作品构图的处理上,面具与人物在画面中的面积对比、以及面具与人物的“静”“动”对比、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张力。此外,作者别出心裁地将面具的贴金碎片延伸到画面的顶部,让观者产生“伸展与超越”的联想,借以表现气势磅礴的三星堆文明如日月经天,此进一步强化了主题思想内涵,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
《三星伴月》的作者具有扎实而精到的传统技法研学基础。在技法方面,作者在运用传统的骨法用笔的同时,还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进行主观变形,画面细腻精致,视觉冲击力较强。可以看出,《三星伴月》试图溯源到中国延绵不断的文脉之中,一方面,使用传统壁画的“纪念”功能,又融入了现代绘画艺术构成元素,直线的表现形式丰富了画面,既强调传统壁画的线条与秩序感,又突显东方艺术特有的“线”的表现魅力,让作品在艺术语言层面实现了守正创新。另一方面,作者借鉴了中国传统工笔重彩和壁画的色彩语言,在丰富细致的刻画之下,不仅用色彩强化了场景的真实感,而且多元化地运用箔类材质的厚薄不同、重叠差异的特性,以表现光度和色彩的变化,使审美客体感觉自己确实与画中人、物共存于历史长河之中,使之产生一种别开生面的节奏感和仪式感。所以,从形式语言到制作方法,《三星伴月》具有一系列语言探索的特征,它突破了传统勾线填色的程式化套路,也摆脱为了材质制作而制作的窠臼,由此形成了该作品材质表现的多样化,及制作技巧的丰富性的特征,此不仅增强了画面的视觉表现力,而且增加了三星堆文化的绚烂多彩的文化寓意。
因此,工笔重彩之美的当代呈现,在《三星伴月》作品中有所聚焦体现。作者依据传统经典性符号样式,进行一系列图形与色彩的生动组合。画家对烛光闪烁的光感和金箔折光的色彩之表现,尤为出神入化,绘制了一个扑朔迷离、虚实相间的三维空间。在此空间之中,观者仿佛穿越千年,沉浸其中,感受强烈而不失蕴藉含蓄的视觉体验,此得益于作者在作品中营造并抒发的一种浓厚的东方美感,传递出“天人合一”独特气息与神韵,表现出优雅空阔的境界与细腻幽雅的情趣,反映了作者探索现代工笔重彩的色彩审美内涵,由此也体现出作者运用材质的思维观念。——通过“三星伴月”的题材样式,努力探索图像叙事的“中国故事”的精神张力。既有效进行了传统语言当代转型的实践探索,又生动地表达了对于民族文化内涵“守正创新”的精神领悟,此正是通过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中所凝练的“大美之艺”的精神取向。
因此,现代工笔重彩对色彩、材料的完善,不是传统重彩表面形式上的一种延续,而是当代工笔重彩画家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使命担当,致力于中国工笔重彩的继往开来。在民族色彩文化以及时代审美上的创造与发展。在这个过程中,艺术家确立创作主体具有民族、时代审美特征的色彩语言和身份边界,进而从更符合艺术规律的角度,全面建设、完善中国现代工笔重彩绘画的语言体系,由此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当代绘画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问题。